1904年9日谢从日本归国。1906年在北京应章太炎、于右任之邀担任《京报》主笔，重点撰写社评时事文章。1907年，因镇压义和团被清廷重用的陆军第三镇统制段芝贵，欲攀升黑龙江巡抚一职，便以一万二千两银子，买天津大观戏园歌妓杨翠喜献给清廷工部尚书载振。谢无量将此事原原本本在《京报》上予以揭露，另还报道了段的其他行贿皇室的丑事。曝光之后，京津震动，清廷不得已将段革职，载振也受到申斥并辞去官职。但慈禧太后却恼怒于《京报》所为，下诏令京城巡警总厅查封《京报》，并暗中筹划拘捕编辑谢无量和有关人员，谢闻风声后秘密离京，避难至上海。

    1909年，谢回到四川，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，同苏、浙、鄂、湘、粤等立宪派联合起来，发表宣言，力颁宪法。谢受托代四川省咨议居撰写《国会请愿书》，指出“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，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，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。”“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，群策群力，急起直追，以救危亡于万一……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，以顺人心。宗社安危，在此一举。”

    1911年，清廷假铁路国有之名，将民间自筹资金欲建的粤、汉、川铁路收归“国有”，后又出卖给英、法、德、美四国银行。川民激愤，首先发起保路运动。成都的蒲殿俊、罗伦、张澜等邀谢无量参加，谢与川省革命人士积极宣传组织，短时“保路同志会”即达数十万众。请愿群众虽遭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，蒲、罗二会长也被逮捕，但却激起人民更大反抗。同盟会也趁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，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。可以说，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。二十多岁的谢无量在这场运动中更奠定了革命新锐的思想。

    1912年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但英法帝国主义不承认南京政府，还公开要挟孙中山下台。谢无量对此愤慨有加，当年即回上海任《民权报》、《神州日报》主笔，发表文章，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。1915年1月18日，日本向袁世凯提出“二十一条”，东北领土主权被掠夺。谢无量接连发表《炎黄领土，岂容出卖》、《血肉同胞，誓与争还》等文章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的卖国行为。

    1917年，是谢无量一生的转折点。他的革命文章引起孙中山先生注意，同时孙又读到谢的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大文学史》等著述，孙慕其思想和才华，于7月写信约见谢无量：

无量先生大鉴：

    国家多难，全仗贤豪群策群力，方能济事。望先生每日（旁注：本礼拜）下午四时，驾临敝寓，会议进行，是所切祷。手此，敬请

     大安

     孙文

    接此邀请，谢无量准时拜见了他心中崇仰的孙中山。孙示所著《建国方略》，征求谢的意见，两人谈既欢悦又融洽。谢还携《建国方略》原稿回寓所仔细阅读，几天后奉还，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孙中山认为谢正直负责，接受了谢的意见，谢也觉得孙先生“雄才大略，高瞻远瞩”，中国的前途可望。据谢无量夫人陈雪湄所谈“见孙中山后，谢无量如在崎岖征途中找到燃犀之照，从此投身革命，前进的步伐更坚定了”。谢无量在孙中山感召下立即参加了同盟会，当年即不时参加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诸多事宜。1923年3月，谢无量去广州，适值孙中山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，谢听命协助工作。当年孙中山特派他和孙科、陈剑持孙的密函经上海至日本长崎又转朝鲜平北到了沈阳，会见了张作霖，陈述利害，提出“东防倭酋”的战略主张。然后再去天津说服段祺瑞与张联合，又邀冯玉祥在天津商讨了联合协议，后称“孙、张、段三角联盟”，排斥了直系吴佩孚，抑制了北方相互混战局面，史称“小北伐”或《反直三角联盟》。1924年11月谢无量由天津回上海，孙邀谢先返北京，行前正式任命谢为大本营特务秘书(即机要秘书)，后又兼参议。当年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，孙抱病而行。谢无量早已经安排好食宿及安全工作，并组织数万群众于12月31日在京欢迎孙中山先生。遗憾的是，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，有如太阳陨落，令谢无量万分悲痛，同时也让本来欲跟着孙先生大展宏图的他倍感失落。

    纵观谢无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程，便会发现正是千千万万革命志士促使革命的爆发，反过来这场革命又影响了他们一生，最后他们都集合在孙中山的旗帜下，为以后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最坚定的基础。